|
我們懂得政治承擔嗎？ 李芝蘭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 |
|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自行減薪一成，以身作則來呼籲公務員減薪和大眾市民共度時艱，公務員一如既往地沒有反應，令人驚訝的是其他政黨的議員亦反應消極，不是說自己工資減低不了便是反諷自由黨議員身家豐厚；亦有說徹底反對減薪的，恐怕減薪會更鼓勵商界老闆對僱員進一步開刀。總之意見紛紜，莫衷一是。
出現如斯混亂的場面，反映香港政治圈中對政治承擔的認識仍然十分薄弱。雖然特首的高官問責制是要提高政府決策官員的政治承擔責任，立法會議員由選舉產生，對社會的承擔自是責無旁貸，但面對香港經濟陷入困境，港人經濟信心急跌，民怨沸騰的局面，無論是高官及立法會議員明顯地都不知所措。這不是說他們沒有提出任何對策，教育改革，經濟轉型等等，已成為大眾的共識，但問題是遠水不能救近火。教育及經濟轉型乃中長期的工作，效果不是指日可待的，這便需要一些即時的措施，一些能在短期間即能見效的動作，目的是剎住急跌的信心，重建社會各階層的凝聚力，鼓舞自強不息的士氣。
只顧自身利益 高官及議員的減薪，意義不在於公務員及議員薪酬是否一直過高，只在於向社會人士發出一個訊息，即在眾人皆減薪時，政府亦會與民同步。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訊息，所有公務人員，哪管高中低級都是市民的共同僱員，哪管是議員直選間選，均是人民選出來的代言人。說什麽公務員薪酬不能被政治干擾，這是漠視公務人員與社會的基本關係的無知說法，否定公務人員對社會大眾的政治承擔，用「政治中立」的光環，來保護既得利益。
政治承擔與保留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是沒有矛盾的，承認了要有政治承擔，還需要有科學的方法來確定怎樣調整，如何調整。問題是調查檢討需時，民怨卻已等不及，怎麽辦呢？政府為何不可以作一個象徵性減薪，由於未做詳細調查，減幅可以很小，便是百分之五也可。而且為體現政治承擔，高層減幅應高於低層，或乾脆不減低層。低層的薪酬日後需否調整，尚待正規調整機制中的調查來決定。
減幅無需大但要快
換言之，我們需要正視政府的政治承擔，並將之與公私營工種薪酬比較區分開來。要體現政治承擔，重建社會凝聚力，政府應來一次即時的象徵性減薪，減幅無需大，但要快。減幅小，可減輕對公務人員的實質影響，降低政府內部的爭論和反對聲音，快速執行使其與民共度時艱的象徵意義有效達致。另一方面，應該開展一次徹底的薪酬檢討，用科學的方法確定各工種的合理薪酬，由於第一輪的減薪行動已建立政府與民間的互信，建立了理性交談的基礎，如此的薪酬檢討，方有機會對不同的工作種類及職級個別對待，應加則加，應減則減。
投訴錢不夠用的「基層」議員們，有沒有想過你們可以自願減薪一千元，來象徵與民同步呢？至於議員的薪津是否過低，這是一個在香港經濟好景時均已存在的問題，你們應該提出來徹底檢討，這與當前的政治問題：如何紓減民怨，加強社會凝聚力，是兩個不同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