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開民間帶動的憲政討論
李芝蘭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
在一段頗長時間，港人普遍被視為政治冷感、只想賺錢的經濟動物。這個形象在九七前途辯論及六四的衝擊下一度被打亂。一九八九年兩次超過百萬人的示威遊行固然令國際社會側目，去年特區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投票率，更令本地不少觀察家對香港人的政治面貌刮目相看。在經濟飽受亞洲金融風暴危機衝擊下，港人固然一如既往地關心經濟，但熱中賺錢，並不表示便對政治不聞不問。
正正相反，一個又一個的民意調查均指向市民對政府的施政抱持着相當可觀的靈敏度。一條紀錄市民在不同時期對政府施政滿意程度的曲線，其一起一伏標誌着市民對政府施政的關注，反映他們對政府的評價。無論 評價是好是壞，滿意程度是升是降，均有力指出 : 市民並非對政治事務冷感。
如此便出現一個疑惑。既然種種迹象均顯示市民並非不關心政事，為何「政治冷感」的標籤如幽靈縈繞揮之不去 ? 為何政府仍覺得可以使用並經常使用「市民不關心」的理由，支持其抗拒開放接受制衡的決定?
筆者認為，關鍵在於普遍存在於民間政治參與的一種惰性 : 過份依賴官方來帶動一切的政策性討論，政治參與高度集中於對政府方案的被動回應。
很多論者在這點上會提出資源因素，來解釋民間參與的局限性。對此筆者完全同意，民間零散的資源當然比不上政府內部可以統一調動的資源，因此要求關心政事的團體和個人提出如政府般精細的「影子方案」是不切實際的。但是提不出精細的方案不表示沒有必要提方案，便可以只滿足於等待政府方案出台來評頭品足。
強調資源因素的背後，存在對民間政治參與兩點錯誤的期望 : 一、理想中的有效民間政治參與應該能夠動用大批社會資源，使之能提出與官方政策相若精密詳盡的影子政策。二、如果未能獲得如此足夠資，再提他類似方案只流於粗疏，不提也罷。既然如此，民間參與便只能集中於回應政府政策，最多是在政府提出的議程上加加減減。
謬誤是顯而易見的。一錯在於理想過高不切實際。二錯在於非黑即白，未能將另類意念仔細釐定為具體方案，便乾脆摒棄整個意念。三錯在於以為只要集中做好對政府政策或建議方案的回應便可以了，亦是民間只能夠做得到的事。問題是評估政府政策需要一個準繩，民間拿甚麼標準來衡度政府的方案 ? 難道只用回政府自己的標準嗎 ?
很明顯，民間需要孕育自己的一套標準，來使其對政府方案的回應有規可循。政府制訂具體政策之前需要訂定一個施政方向以作引導之用，同樣民間的政治參與亦需要方向引導來做出有效的政策批評和反建議。
目前憲政改革便落進這個惰性軌迹。各主要政黨多鼓吹改革，民主派多年來更批評推至二零零七年期限才改革太遲。如今二零零七年日近，民間的討論仍原地踏步。看來又一次，我們仍然在等政府拿出方案，然後再來品評。但政治常識告訴我們，方案一拿出來基調已定，成功修訂往往只是枝節，對憲政改革這等重大問題，緣何我們一再被動 ?
形容這是一個惰性，因為出現這現象實與資源無關。香港並不缺乏對政治發展、對憲政改革有研究的有識之士，問題是這些知識大多割裂、零散地存在某些特定範圍內，缺乏交叉的流向及討論。各所大學裏研究及關注香港政事的學者多的是，但各所大學內舉辦以本港政治發展為題的討論會卻不多見，遑論包羅政界、工商界和基層團體參與的討論了。社會上對政事的討論普遍停留在即興式回應政府具體措施的層面，公眾討論的議程全由政府帶動。
要改變這個局面，首要衝破對民間政治參與認識上的迷思。一方面我們不應該抱持過高的自我要求，另一方面應該抱持比「被動回應政府」較高的要求。民間參與的另一個重要特質是其多元性，「民間」是無數個個人或團體的總稱，我們沒有必要要求某一個團體在提出其設想方前，需要充份及圓滿地考慮與其他社會團體的喜好差別，否則便不應「倉卒」提出。
相反，有效的民間參與，是所有團體或個人均清楚提出他們的設想，每個團體需要做的，是清楚說明他們自身的理念，然後抱持着公開理性討論的態度，參與和其他團體及政府的討論，交流相互的設想方案，求存同異。
一場健康的憲政改革不可能仰賴被改革的一方 (政府) 來提出方案，討論，必須源於社會。讓我們從此刻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