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今後在中國民運的角色
李芝蘭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
六四六周年前後，港人在中國民運的角色成為討論焦點。六月四日維園座談會的討論中，主流意見分為兩種 -- 「支援論」及「投入論」，分別以支聯會及四五行動為典型代表。座談會在擾嚷一番下無結論地結束，多少反映出兩種主流意見的局限。
問題癥結是，無論主張港人「緊守外圍支援」還是提倡「深入腹地，全情投入」，都是以為「中國歸中國」，港事無關國事。香港和中國被視作兩個互相割裂的政治實體，香港在中國民主發展的角色，被曲解為在香港居住的「個人」如何參與的問題。
一、「支援論」。百多年的英國殖民管治，使中、港現實上成為兩個割裂的政治實體。中國國內的變化因而一直不對香港構成直接衝擊。近年中國的開放使中港關係千絲萬縷，但這種密切關係卻類以友邦關係，雖然互相依存卻又你我分明。香港的投資被視為「外資」，是中港割裂的典型反映。香港人看中國的事，也自然抱着「關心的鄰居」的心態了。八九民運爆發，「支援」亦因而順理成章成為港人參與的主流傾向。
「支援論」建基於殖民統治歷史，強調中港分別，認為中國的民運當以中國大陸為舞台，香港的角色是在台下打打氣，在後台送送茶水。
在中國民運閙得火熱時，打氣送水本身已是一項繁重的任務，但大規模運動過後，「支援論」便出現存在危機。支持者因此不由心焦地問 :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的 ?
二、「投入論」。針對「支援論」的危機，「投入論」便漸成主流。和「支援論」自願選擇做配角相反，「投入論」認為港人應和國內人士一起站在舞台上做主角，無分中港。
但和「支援論」一樣，促進中國民主的舞台仍然限於大陸。因此無論是「支援論」或「投入論」，都只是香港人參與香港以外的中國大陸民運的不同方式選擇，即與香港本地的民主發展完全沒有關係。
問題是，九七後香港便成為中國政體的組成部分，港事因而亦是國事。港人固然毋須死守殖民時代的格局「劃地為牢」，自設界限 : 同樣我們亦不宜漠視歷史付予香港的獨特條件，將港人簡單地看作「另一批」中國人。提倡港人一併投入大陸民運的「大溶爐」，好像不和國內民運打成一片互相串連便等如沒有參與中國民運，結果只會使運動遠離香港群眾，將原來擁有雄厚群眾基礎的社會運動縮窄為少數烈士的義舉。
群眾是社會運動的生命，爭取民主的運動更是不可以沒有大多數人的參與。如果說「支援論」逐漸過時，「投入論」便是不切實際，由於大多數的港人無法做到「全情投入」，一場大規模的運動因為調子愈唱愈高而無法不愈走愈窄。
要打破這些局限，在於「植根香港，放眼全國」。相對於之前的「支援論」和「投入論」，這可稱為「植根論」。
「植根論」立論於二點 --
一、中港合流。回歸後香港政治乃中國政治的組成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共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關係密切，港人參與香港政治，亦等於直接間接參與國事。由於割裂局面的結束，香港本地的政治民主發展，將影響中國政體內其他組成部分的發展。
二、中港差異。差異來自過往割裂的歷史，「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將從制度上延續這些差異。差異容許香港的政治民主有較高的起點。
香港人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把握好「中港合流」和「中港差異」的平衡，尋求途徑在「合流」的條件下盡量利用「差異」來發揮影響。香港人需要確保本地的民主實踐成功，可適應九七後的新環境。只要香港的民主保持生命力，便是香港人對中國民運的實質貢獻。而參與本地政治，監察政府施政，無論是直接參與或是選出代表間接參與，都是每一位香港市民不難做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