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鑑連宋行與內地搭橋
李芝蘭、李建安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
經過半世紀的抗爭後，連戰及宋楚瑜到訪大陸受到了北京政府的高規格禮待，而在訪問過程中，連宋亦向北京釋出善意。即使今次訪問沒有達致具體的協議，但雙方所表現出的良性互動態度，仍羸來各方好評。連宋之行的成功，有沒有值得香港學習的地方呢? 大多數的評論都認為，台灣與香港沒有可比性，因為兩者的差異實在太大，例如彼岸已經實現了民主的政黨交替、而且是一個治權獨立的地方，香港則仍在中央的藩籬下為普選而努力。然而細心觀察，卻會發現台灣與香港有著某些相似的地方 – 兩地都是既不能內地分隔，又要維持本身特色，一言敝之就是兩地都存在客觀上與大陸「求同存異」的需要。
不統不獨、維持現狀是台灣目前的主流民意，台灣民眾既要和平及與大陸經濟融合，但卻又不想與大陸靠得太近。因此連宋訪問大陸，擺在他們面前的挑戰是: 如何為台灣帶來經濟好處，又與大陸保持適度距離。連宋在這方面可謂拿揑得非常準確，訪問期間他們都首先承認兩岸的同本同源，以爭取信任。連戰在北大演說時，就以胡適、傅斯年等學者曾先後任教於北大與台大，帶出兩岸一脈相承的弦外之音。宋楚瑜在清華大學演說時就更直接了當地以「一塊招牌，兩間店面，殊途同歸，自強不息」來形容兩岸關係。雖然大家都明白，連宋這些談話內容不會為兩岸的政治現實帶來變化，但聽在北京政府及一般市民的耳中，卻是非常喜歡的，故此他們受到了各地民眾的夾道歡迎。連戰到訪期間筆者正好在身處內地，身邊的人對連戰更是讚不絕口。
待連宋在民眾心目中建立了正面形象後，他們才指出兩地的差異之處，例如指出大陸政治改革的不足，又以任何人都不能加速歷史潮流來表達出維持現狀的願望。簡單來說，連宋之行是先「求同」而後「存異」，其最大的意義，並不在於為台灣民眾帶來了多少的實質好處，真正的貢獻在於透過對話為重新建立兩岸互信開了一個好頭。
回頭看回歸以來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民主派與中央的溝通渠道向來薄弱，再加上後來發生的七一大遊行、3次釋法及否決雙普選等連串事件，形成了一種相互不信任的氣氛。當民主派認為北京阻礙了本地民主發展的同時，北京則認為他們事事都想標奇立異、逢中央必反。我們與內地民眾接觸時，不難會聽到這樣的論述:「香港有些人凡事都與中央搞對抗，使香港儼然成為了北京政府的包袱。」
要增強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互信，連宋之行或可為香港提供借鏡的地方。即我們在維護兩制之時，應努力與內地建立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討論基礎。例如在釋法問題上，香港在強調「普通法」的特點時，可多向內地民眾及中央政府解釋，建設法治乃全國國策，香港與內地關於法律問題的討論正好有助於國家達致這個目標。即是說，我們在爭取某些目標時，可以多從全國格局去思考問題，多點顧及內地的反應，這對於達致目標應該會事半功倍。
據《蘋果日報》5月11日的報導，民主黨的幾位區議會副主席已獲北京發放回鄉證，將於日內隨同十八區區議會正、副主席到北京進行官式訪問。而此前的種種跡象，包括釋法前喬曉陽及泛民主派議員的會面，以及隨後幾位泛民主派成員獲發回鄉證等等，都在在顯示北京與民主派雙方都有溝通的意願。只要雙方能夠好好把掌機會，繼續深化彼此間的聯系，將有利於香港與內地建立更佳的互信關係。
原載於2005-05-13《蘋果日報》, E17, 蘋果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