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麼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從九鐵「兵變」及全國政府報告說起
李芝蘭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 副教授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九鐵一場「倒田兵變」，徹底暴露了曾蔭權不久前指稱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只在經濟無關政治的說法不符事實。
在符合成本效益的前提下滿足大眾對運輸需求，乃社會對公共運輸工具的核心要求。但要達到此目的，並非純粹關乎技術。例如不能以為車資過高只是由於工作人員計算成本失誤，或者沒有在市場上找尋廉宜替代品來降低成本，又或者當鐵路車軌出現裂痕時只需尋求更耐用車軌供應。這些技術上的措施或會適用，但假如類似問題經常出現，又或者不同性質的問題此起彼落，我們便應更小心察看現象背後
— 為何經過「技術處理 」的問題過了一段時間後又捲土重來? 為何機構的恆常運作不能及時消弭問題，致使困難累積至危機不斷 ?
再看看內陸，從來「深層次矛盾」都是政經相連的。一週前人大會議上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便指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長期性問題和深層次的矛盾依然存在，主要是：就業壓力巨大，經濟結構不合理，產業技術水準低…」但同時領導層亦同時指出，這些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諸類「頑疾」，問題的根本不限於經濟領域及其表象，而是可以從體制上找到原因。中央的主要參謀機構之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上月在人民日報曾這樣說 ﹕「發展中也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制約因素，如經濟增長方式較為粗放，結構性矛盾較為突出…
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認識上的問題，有歷史傳統的影響，但主要還是體制上的問題」，例如「政府職能“越位”、“錯位”和“不到位”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是這樣說的：「(要)消除阻礙經濟發展和造成經濟不穩定的體制性根源，為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要協助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經濟發展引起的問題需要適時創新制度來解決，這在中國已是常識。餘下的癥結在於創新甚麼，如何創新，以及如何盡量減少改變過程中的震盪和成本。
九鐵的「兵變」事件其實是在引入問責文化、為求提高業務標準要求下產生的震盪。多項民調中的主流意見均認為田北辰及九鐵管理層雙方要為事件共同負責，以及較多人傾向支持田氏強調的問責及透明文化，反映出市民眼睛是雪亮的：解決事件的大方向不在於要求減少問責性及降低透明度，而是如何調整管治機制，令問責文化可以推行更有效及具持續性，從而使鐵路服務更切合市民大眾的需要。換句話說，解決危機的方向不是「復歸」而是更進一步向改革邁進。
由此再回頭看，特首去年底述職後力陳香港深層次矛盾只在經濟，無關政治的說法，理據之薄弱乃一目了然。特首用以自圓其說的是他與溫總理重點談經濟，因而可順勢詮釋總理在會面期間提到的深層次矛盾理應是指經濟範疇內的問題，如「三高」等。但縱然這樣，特首力求將政治議題排除於「深層次矛盾」的視野之外，並於述職後表示在餘下任期將專注經濟發展和民生，力求塑造政治議題不急切政府亦不會重視的社會期望，這恐怕亦是一廂情願的。我以前已撰文指出，一些看似技術性的改革議題，實質與廣泛的政治經濟領域密切相關。例如教育改革目前出現的困難，不能只限於教育範疇內尋找解決。假如家庭在教養子女功能上的缺位與失位不能彌補，無論學校教育如何改革如何增撥資源，也是事倍而功半。即使全港中小學實行25人一班的港式小班教學，若大多數父母仍然要長期超時工作，試問又何以能倚望一位老師的雙肩負起二十五名孩子的全方位教育的重担呢? 但家庭又何以會如斯缺位呢? 一週前一位兼做兩份工作的母親在工作期間猝死的消息，形象地訴說了箇中部份的故事。我們長期信奉的市場「無形之手」並非萬能的啊﹗
大陸喊了幾十年的經濟結構調整至今仍未有實質進展，但最少包括政府自身體制的改革已提上議事日程。政治議題在香港若連工作議程也排不上，這是否反映特區政府實質上無意正視深層次矛盾的所在，更遑論尋求解決了 ?
原載於 2006-03-16 《明報》A33